竹（下加龠）之说
    清代学者王渔洋在《香祖笔记》一书中指出：“今之箫，乃古之竹（下加龠），名异而体同。”宋代王应麟在《玉海》一书中亦云：“三漏之竹（下加龠），六漏之箫。”两位学者把箫、竹（下加龠）相提并论，王应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箫、竹（下加龠）之别仅仅是孔数的不同而已。朱熹早在宋代就曾经断言：“今之箫管，乃是古之笛，去箫方是古之箫。去箫者，排箫也。”（见朱熹《朱子大全集》）
   王渔洋、朱熹所言其实并无矛盾，前者是把箫与竹（下加龠）作比较，后者是把箫与笛（即长笛）作比较。史载汉长笛到唐、宋时已更名为洞箫，这是后话。
竹（下加龠）之制
    竹（下加龠）的形制，郑司农注《周礼》、郭璞注《尔雅》言及三孔，《毛传》以为六孔。据《群书考察》：“竹（下加龠）三孔，主中声，而上下之律吕于是乎生，命之日竹（下加龠），以黍龠之法在是故也。《广雅》曰：七孔；毛苌曰：六孔；郑康成曰：三孔；郭璞曰：三孔。当从郑、郭之说。”朱载土（旁加育）认为毛在前，郑、郭在后，二者不可偏废。在《律吕精义》一书中，朱载土（旁加育）描绘的古竹（下加龠）如图5。
    演奏方法，三孔全闭缓吹宫，急吹徵；开下一孔，缓吹商，急吹羽；开中、下二孔，缓吹角，急吹和（即变宫）；开上、下二孔，缓吹中（即（变徵）。这样，一支三孔竹（下加龠）便可吹出雅乐的七声音阶。
竹（下加龠）之用
    朱载土（旁加育）对竹（下加龠）十分尊崇，他称竹（下加龠）为“五声之主宰，八音之领袖，十二律吕之本原，度量衡之所由出也。”（朱载土（旁加育）：《律吕精义》）古代社会把龠作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1龠=0.1合，1合=0.1升。那时有资格学竹（下加龠）的青年必须是士大夫的子弟，而且要具备体态匀称、相貌俊美的条件。《汉*大乐律》谓：“卑者诸子不得舞，宗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光取适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年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与古用卿大夫同义。”此说为约定俗成，其规矩及于汉前。所以，《周礼*春官》记述：“笙师掌教龠（右加欠）竽笙埙竹（下加龠）箫篪竹（下加遂）管。“”竹（下加龠）师掌教国子舞羽龠（右加欠）竹（下加龠）。”
       历史上龠的字形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散氏盘到汉简，其字形之下部很象是一排编管组成的排箫（见《金石大字典》卷32，61页）
     郭沫若先生从训诂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不过这一说法尚未被验证，我们按照历史记载只能把竹（下加龠）作为单管乐器来看待。
西亚苇竹（下加龠）
    古代西亚多苇，且苇管直而长大，最适于作笛，故古代西亚之纵笛，系采苇管为质。因此，日本学者认为：“苇竹（下加龠）为西亚古代之纵笛，与埃及之赛彼，阿拉伯之奈伊，同种。”（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然而，中国古代竹（下加龠）之为用并非乐器之一种，其实它也是集长度、重量、容积为一体的量具，成为律度量衡之标准。而且早在远古的伊耆氏时期，便创造了土鼓、苇竹（下加龠）之乐，足见其在中国来源之久远。
朱载土（旁加育）论竹（下加龠）
    汉马融在《长笛赋》一文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他说：“上拟法于韶箭南竹（下加龠）中，取度于白雪渌水中，采制于延露巴人。”意思是说：长笛制作的法度来源于韶箭南竹（下加龠）之古音，《白雪》之曲，《渌水》之词，下里巴人之乐，广采博引，上通大雅，下达俚俗，可谓尽善尽美矣。我们据此推测长笛（即后世洞箫）源于南竹（下加龠）。
     朱载土（旁加育）考察了竹（下加龠）这样一种乐器，他在《律吕精义》一书中写道：“大抵音有南北，器有楚夏”，“竹（下加龠）乃北音，《礼记》所谓夏竹（下加龠）是也；笛乃楚音，《左传》所谓南竹（下加龠）是也，俗呼为楚。”按照他的说法，竹（下加龠）源于北方，称为夏竹（下加龠）；南竹（下加龠）则流行于南方，后来称为笛（即长笛），也就是唐、宋以后的洞箫。因此，洞箫与竹（下加龠）有先后承继而难以割断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