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多年来由于民族器乐独奏形式和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民族器乐文化的繁荣。但是因为出版发行业的滞后，一度使有关书、谱的出版成为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十年浩劫的干扰，造成了大量耳熟能详的乐曲无谱可寻的怪现象。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音乐院校用的笛子曲谱大多还要靠老师自己刻钢板印刷。那时候传抄是获得乐谱的主要手段。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拿到精美的乐谱，不可忘记那些曾经为此艰苦奋斗过的音乐编辑们。
   常树蓬就是为笛箫书、谱的出版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
   常树蓬1940年7月生于河北泊头。1966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历任人民音乐出版社任编辑、副主任、主任。二编室负责出版器乐乐谱。常树蓬以笛子特长考入音乐学院附中，入学之后才改学作曲。职责与特长的结合使他在笛箫书、谱出版的历史上留下一段辉煌。
    常树蓬还是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委会常务编委、《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副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特约编审。所以他的成就远远不只在出版笛、箫文献这一个方面，他还编辑和撰写了《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及大量的笛子、琵琶、二胡、唢呐、笙等乐器的系列练习曲集、器乐曲专集和评论文章。
    今年的正月初四（2008、2、10）常树蓬因心力衰竭平静地走了。家属不愿惊动正在欢度春节的亲友，初六就匆匆火化了。当常树蓬去世的消息慢慢传开的时候，却使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处于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悲哀之中。这些朋友都是些声名显赫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学者、教授。他们共同的悲哀是树蓬才68岁，他若能多活十年，五年，哪怕是一年，那将会促生多少民族音乐的精品出版物啊！
     曲祥说：“刚刚退了休可以踏踏实实写点东西了，树蓬又走了。”常树蓬的去世动摇了他继续写作的决心。
     曲祥既是著名的笛子演奏家，又是山东歌舞剧院的院长、指挥，还兼任作曲、配器工作。繁忙的业务活动和行政事务使他常年忙得不可开交。就是这么忙，他还出版了六部专著。曲祥之能够成为多产的作家，固然有他自身的条件，但常树蓬在这里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曲祥的专著全部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常树蓬任责任编辑。内容分为曲集和练习曲两部分。属于前者的有曲祥作曲的《沂河欢歌》（1979）、《曲祥笛子曲选》（1988）及《绿色的思念（二胡与乐队）》（2003）的总谱。属于后者的有与曲广义合著的《笛子练习曲选》（1985）、与曲广义、树蓬合著的《笛子高级练习曲选》（1990）另外还有一本《箫入门教材》（2000）。这个合作出版的过程长达24年，后来常树蓬也进入了作者的行列。
老常不仅仅是责任编辑，还是课题的策划者、指导者，更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老常与作者的关系，大都如此。
    开始曲祥与老常并不认识。1970常去济南出差，在招待所里审稿。曲祥听说北京来了个大编辑，就带着自己1965年给工程兵写的处女作《推起小车运料忙》曲谱闯了进去。老常看了稿子说了很多意见。冷冰冰的态度把曲祥吓得放下书稿就走。想不到过了一阵子这个曲子就在《笛子曲选》第一集中发表了。很多朋友还以为曲祥一定是送礼不菲呢。
     老常对作品和作者是很挑剔的。但他确认了曲祥的能力后，就敢委以重任，放手让作者去发挥。曲祥又推荐了曲广义，但老常并没有马上认同，还得亲自去考察。他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能草率决定合作。
    曲广义是山东艺术学院的笛子教授，他与树蓬编订的《笛子教学曲精选》（1994）对96首广泛流传、影响较大的中外笛曲，依据公认的有代表性的演奏录音作了校订，一改过去笛子曲谱记谱粗疏的状况，适当地记录笛子的演奏效果，便利了学习者对乐曲风格的掌握。此书对以后出版的笛子曲谱有示范作用，社会影响至今犹在。
    经过考验的两位曲先生和老常一起建立了在山东的创作基地。
    西安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教授梁欣说，老常为2002年出版的《民族器乐曲论选集》约稿时，我送了3首曲子，老常看稿后希望再多送几首，最后出版了6首。后来在这些曲子中箫与筝《枫叶》、五重奏《雪梅》都出版了CD，唢呐独奏曲《关中情》和键笙独奏曲《草原素描》在各自的考级教材中都被列为10级：在这本书里屠式璠送了4篇文章，出版了3篇，另外一篇是后来发表在《中国乐器》杂志上的《走近赵松庭》，当时因为文章太长而无法安排，事后老常说要把这一篇也收了就好了。
     屠式璠说，我向老常推荐宁保生时，他马上同意出书。理由是虽然没有见过宁，但知道他的业务水平，有内容可以总结。如果写作方面有困难，推荐人老屠还可以帮助成文。
1997年《宁保生笛子曲选集》出版了，在写作过程中老常只提醒可以把伴奏写简单一点，说总谱太多了不利于基层使用。老屠并没有帮助成文，只是设计、绘制了一个《篪指法表》。
    老常认定屠的文字能力，是因为一封信。1988年10月屠对照《笛子练习曲选》听了老常赠给他的30条录音之后，给老常写了感想。老常特别欣赏其中对“碎吐”技术的评价：“赵仁玉先生早逝，今人多不识，其风格非南非北自成一格，碎舌技巧堪称绝技，声若银铃，轻灵细密，类近花舌而殊无火气。若无天生舌唇之利，虽倍加努力亦难臻化境。今人只曲祥、宁保生善奏。收入练习曲集，并配以录音，对此项技术的保留有重要意义。”以一斑窥全豹，老常确实是一位火眼金睛的编辑。老屠第一次见到老常，是为赵松庭送书稿（此稿经大量增补加工后，在浙江出版，书名《笛艺春秋》）。老屠声明自己只是“跑腿”。跑腿当然就要传话，能说得清楚吗？老常当场就提了一些诸如某名曲得用某调子笛子演奏之类的初级问题，来考量一下信差。
    陕西省歌舞剧院的高明不仅是著名的笛子演员，还是多产的作曲家。他回忆说，文革后期在样板戏之外又搞了一些小节目。1974、1975年先后搞了全国文艺调演和调演中的优秀节目晚会。推出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五首民歌，又推出了民乐合奏《大寨红花遍地开》、唢呐独奏《山村来了售货员》、笛子独奏《陕北好》、《扬鞭催马运粮忙》等五首民族器乐曲。在北京演出时，常树蓬主动来约稿，1987年3月就出版了《高明笛子曲选》。在文革的困境中，老常决不放过任何可能出版的稿件。
    陆春龄回忆说常树蓬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的编辑。他组织了陆春龄、陈永禄、林石城三位老先生录制丝竹音乐，那次没有使用扬琴，三件乐器尽量保持了江南丝竹的原始风格。陈永禄回家后就去世了。大家都说你们这次及时抢救了一份录音。陆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的书都是常树蓬作责编。
    文革之中，笛子曲谱奇缺，在那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月，树蓬就开始四处搜罗艺术上较好的、曲名时尚、“革命”的曲子，他先是沿用文革前的做法出版《活页器乐曲》，累计到十余个曲子就出版一本集子。1973年12月出版了以《广阔天地练红心》为名的笛子曲集第一集，以后每隔一两年出一本，前后出了6本。保留了这个特殊时期笛曲创作的历史面貌。
1979年为庆祝建国30周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编选了两套作品选集，一套是《建国三十年声乐作品选》，另一套是包括了笛、笙、唢呐、板胡、二胡和小提琴、钢琴等十一个专辑的《建国三十年器乐作品选》。其中编选《笛子曲选》的任务就落在老常的头上。
       曲集选了33首笛曲，翻开目录你就会感觉到编者的苦心。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不漏下30年内有过影响的作品，确实很难斟酌。当时文革刚过，恶劣的影响仍未完全肃清。这就更给编者增加了困难。
     西安音乐学院的梁欣教授回忆说，在1972年陕西省音乐舞蹈调演会上他和张延武演奏了自己作曲的笛子二重奏《野营路上》，颇受好评。第二年此曲就入选了这本集子。那时候梁欣根本没有见过树蓬。后来他才知道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野营路上》的出版受到严格的审查。是树蓬不顾自身的危险，坚决顶着，此曲才能最后入选。同时受到审查的还有《小八路勇闯封锁线》的作者陈大可。
     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事情还不止这两桩。1990年曾做浙江省歌舞团团长的蒋国基有过38天牢狱之灾。刚刚出狱，树蓬就来调查，确定了是冤案，就鼓励蒋国基抓紧完成专集的写作，还陪蒋国基去请李焕之同志题写书名。到1995年1月《蒋国基笛曲选》就出版了。
    为笛子创作专用曲子的历史很短，不管是在曲子的结构、题材、技巧的应用等方面，互相学习模仿的痕迹比比皆是。老常在扩大选题内容、避免雷同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煤矿文工团的佟富功有一首当时还不够成熟的笛曲《矿山喜讯》。树蓬说工业题材的笛曲很少，你要认真加工。后来经过指挥家朴东生修改，加了锣鼓伴奏，入选了笛子曲集。
在少数民族笛曲方面，2003年出版了《李镇笛子曲选集》。篇幅长达401页。包括5篇短文和14首乐曲。每首乐曲都带伴奏谱，这些蒙族地区的笛曲，如果不能表现伴奏乐器的使用方法，乐队将很难全面体会乐曲的风格。这部书加工精细，出版周期长达6年。老常还特别推荐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朴东生会长写序言。
     演奏技术的改进和乐器的改革，是促成器乐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老常关心的事。1980年7月南京艺术学院的蔡敬民老师来北京汇报他改革的加键“新竹笛”。树蓬专门去访问了他，了解到专家和媒体的反应后，认为推荐改革乐器的乐曲是当务之急，随即决定了出版一本曲选，一年半以后《蔡敬民笛曲选集》就出版了，8年以后又出版了《蔡敬民笛曲选续集》。两本曲集都由时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的刘海粟题签。找名人题签也是树蓬提醒的。第一本集子里有一首《挑担歌》，原稿是用钢琴伴奏的。树蓬要求改写成较为简单的民乐伴奏谱。因为在一本简谱曲集中，插入一首五线谱曲子，很不协调。他还嘱咐新写的伴奏谱一定要经过试奏检验。后来在第二本集子中树蓬强调一定要用大型作品反映改革乐器的性能。于是编入了协奏曲《春光》。听到录音后树蓬强调一定要让春回大地段落的音乐更灿烂一些。同样是简谱的曲集，这次竟然附了半本管弦乐队的总谱。为了内容的需要，树蓬可以牺牲形式的统一。直到2004年树蓬仍在关心“新竹笛”的情况，在电话中询问“新竹笛”未能推广的原因。
     常树蓬作风严谨、文字和作曲的功底又极扎实，不但所编辑的书、谱质量极高，而且常能把握学术发展的方向，做出有前瞻性的规划，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事业的发展。
    早期的笛子独奏乐曲大都由民间器乐曲或民歌、戏曲的伴奏音乐改编而成，当时专业院校的笛子教学往往就直接以独奏曲为教材，几乎没有为培养全面技能而编写的练习曲。其它的民族乐器也大致如此。这是影响民族器乐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树蓬于是在全国的器乐教师、演奏员中普遍寻找能写练习曲的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征集作品。曲广义回忆说，据我不完全的统计，老常在15年内组织编辑了7种练习曲集：先是在1975年2月出版王国潼、张韶编选的《二胡练习曲选》；随后陆续出版了王国潼、周耀昆、张韶编选的《二胡练习曲选（续集）》；曲祥、曲广义编著的《笛子练习曲选》；仲冬和、范国忠编著的《唢呐练习曲选》；牟善平、徐超铭、肖江编著的《笙练习曲选》；曲祥、曲广义、常树蓬编著的《笛子高级练习曲选》；林石城编著的《琵琶练习曲选》。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系列工程，对以后民族器乐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深远。
    从作者的人选上看，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著名专家但仅靠作者的专业能力还不能完全保证写作的质量。老常还得和这些艺术家一起完成一个向作家转变的过程。
最早编写的是《二胡练习曲选》，由王国潼、张韶编选，确定练习的内容应包括：音阶、指法、弓法、两手配合、换把、换弦、转调、综合练习等几个部分之后。就从全国征集来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59首按内容分类排队。这59首练习曲的作者多达16人，不但包括了如刘明沅、闵惠芬、张锐、周皓、李秀琪、周耀锟、唐毓斌、赵砚臣、宋国生、刘长福等著名的演员、教师，甚至还收了一首由刘德海的琵琶教材移植的“指序练习”。
    后来写《笛子练习曲选》的时候，就不再用从全国筛选练习的办法，而采用全部内容由编著者曲祥、曲广义创作、改编。同时考虑到学习者参加乐队工作的需要，从第5条练习开始，就不时插入重奏内容。
    大家都没有写练习曲的经验，完成这样一个系列工程的过程就是一个作者与编者一起学习摸索的过程。
    老常对这个系列工程也有一些贯彻始终的要求。
    老常要求作者写的曲子一定要好听。这是因为写技术练习曲，容易写成某种技术的排列组合，照顾了技术的全面就容易牺牲作品的音乐性。“好听”两个字的要求，增加了写作的难度，提高了作品的水平。
    曲广义回忆老常在为《笛子练习曲选》组稿时对作者说：“希望这本曲选能使用较长的时间，二十年或在我们都不在世的时候，还能部分发挥作用。”现在《笛子练习曲选》问世已历时24年，重印15次，市场仍然脱销。没有超前的要求就经不住时间的检验。
在《笛子练习曲选》的《前言》中，老常说：“关于笛子的高级练习曲，我们已经着手编写”。当时曲祥、曲广义对这个新的选题毫不知情，感到极大的压力。树蓬只要认定了作者的潜力，就会不失时机地提出新的要求，培养作者向新的高度进军。
    民族器乐的曲谱承载着两种信息。一种是用通用的记谱符号纪录的乐曲音符的走向，另一种是通过纪录演奏的技法来重现乐曲的风格。而后者在表达上常常各行其是不够统一的。
早在1961年在天津音院举行的全国笛子教材会议上就提到了统一笛子记谱规格、符号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器乐创作、教学、出版一项基本建设。那时老常还是天津音院的在校学生，受到会议影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常树蓬有幸利用工作之便，两次参与记谱符号规范的制定。先是在1986年参与编辑《<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工作手册》，后来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的《音乐编辑手册》中，执笔写了“器乐曲简谱记谱规格”和“民族乐器演奏符号”两个部分。后来在2001年又与曲广义合写了《笛曲简谱记谱规格、符号及应用》。他们的指导思想是：“笛曲记谱应以准确、简约、实用为原则，能采用通用记谱符号的就不增设新的符号，一音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技法时，则几种符号叠置，也不另立新的符号。”此文结合《笛子教学曲精选》中的谱例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
    制定符号的“准确、简单、实用”的原则，也体现在其它乐器的乐谱中。前辈筝家曹东扶的女儿煤矿文工团的古筝演员李汴回忆在编辑《曹东扶筝曲集》时说：“常老师居然来到我团。他盯着曲谱请我将乐曲逐一弹奏，查看有无错误，尔后又与我就一些特殊指法符号进行商榷。由于先父曹东扶创立的“ 曹派筝”左手揉按滑颤技巧变化极为丰富，我们设计了不少独特的指法符号。常老师认真对照听完后，建议将过于复杂的符号去掉改用实音记谱。他说这样一则能更贴切地体现曹东扶先生‘曹派筝’的精髓及韵味，二来谱面清楚一目了然，将来对‘曹派筝’的传播与学习会更加有利。果然，这种实音记谱法效果很好，后被同仁广泛采用。”
观看演奏实况或对照曲谱听录音，是老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程序。霍伟回忆为1984年版《冯子存笛子曲集》审稿时，老常对《打金钱》的记谱提出异议。霍伟说这个谱子是根据冯老几个较好版本综合而成的，与你听到的录音不完全相同是正常的。这才通过了审稿。
    老常是一位非常严谨认真的编辑，当他睁大园园的眼睛，操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话时，总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但老常也是一位非常虚心，诚心诚意接受意见的朋友。
    李镇偶尔看到《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内蒙卷》的最后审查稿，发现了其中有的地方在标注四胡4根弦的音高时，把第2弦和第3弦的音高写颠倒了。老常听李镇说了之后很头疼，因为这是一个出现次数很多，而又很容易被忽略的错误。他知道山西卷、河北卷中也都有很多四胡曲子，于是不管其中有没有错，都通校了一遍。
    与老常争论学术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事。一次老常生病，住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屠式璠去探病，闲聊间谈到对笛子流派划分的看法。屠说：“南北派”的说法过于粗疏，只是形容了两种大致的“风格”，要讨论“流派”还得更加细致、准确。另外仅举三几个代表人物来代表少数流派，不仅反映不了民间笛曲丰富多样的风格，还会使更多实际存在的流派受到冷落，加快流失的速度，埋没无数英雄。老常认为南北派的说法，是一种笼统的，用于很多方面的说法，在没有更精确的说法之前用来粗略地对比“刚”与“柔”；“豪放”与“婉约”等，尽管不十分理想，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老屠认为把刘森称为“新派”也不够妥当。刘森虽然相对年轻，但出名比起冯子存、刘管乐等人仅仅晚了几年，现在的“新”将会变成以后的“旧”或“老”。老常则举出刘森演奏的都是新创作的曲子，其风格也是非南非北不同于任何一种民间传统笛曲，称其为“新派”理由充足。老屠说，这是以“南北派”派、这种有缺陷的理论为对应关系来为刘森派起名的。基础就不合实际，派生出的新理论当然也站不住脚。老常急了，说这“新派”的说法，就是我提出来的。你去看1984年5月的《人民音乐》杂志，其中有我和吴家骙合写的一篇文章《简广易笛曲创作刍议》，在这里我们首次提出“新派”的概念，对其中的理由说得很清楚。老屠说我正找不到这个始作俑者，等我拜读后再说。两人把病房吵得乌烟瘴气。
《简广易笛曲创作刍议》讲的是老常编辑《简广易笛子独奏曲选》的体会。开始先简单介绍了南北两个流派，随即介绍“新派”崛起的现象。后面分析了简广易的创作特点。
    《简广易笛子曲选》1982年12月出版，其中收有简广易创作的笛子独奏曲9首，其中的《山村迎亲人》和《牧民新歌》附有总谱。书后的《作者简介》是吴家骙写的。吴家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曾在一个军级文工团吹笛子，是刘森的崇拜者。因为与简广易都在广播系统工作，两人接触较多。
    老常表面严肃不苟言笑，其实是一位“暖水瓶”式的热心人，对份外的事情也一样帮忙。郝益军是山东艺术学院的年轻笛子教授，在二位曲老师的影响下笔耕不辍。他的《笛子练习曲及乐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列入省级重点学科教学科研成果总览，是少有的，探索五线谱竹笛曲的教学方法的教材。他编著的《笛子演奏中外民歌75首》2002年由蓝天出版社出版、与曲广义合编的《笛子教程》由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这3本书都经老常审稿，几乎原封不动印刷了。
    上海的工人作曲家珊卡在老常的帮助下完成了上下两集《珊卡歌曲选》。老常知道唐文清在搜集古乐谱时兼收了不少音乐掌故，就动员他写了一本《中国古代音乐故事百篇》，还无偿做了责编。
    星海音乐学院的高胡演奏家甘尚时教授用树蓬的名字嵌了一幅对联：“文采千年传佳树；荷香万里结莲蓬。”对树蓬的才能和品质作了最好的概括。